向维权农民工伸出法律援手

编者按：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，其不同以往、不断觉醒的维权意识与现实中频频发生的侵权事件相碰撞，产生出大量的群体性维权事件。江苏扬州市以法律援助中心为载体，引导农民工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，不但促进了问题的顺利解决，也为社会和谐稳定探索出新的工作模式。（《半月谈内部版》2011年第1期）

漫画：何处维权？

2010年11月9日8时许，当扬州国茂鞋业有限公司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到公司上班时，发现大门紧锁，公司里空无一人。工人们试图联系公司老板，老板的手机已关。

由于公司还拖欠着两个月的工资，工人们心急如焚。40岁的怀俊是车间主任，公司拖欠她两个月工资共2800元：“老板平时待人挺好的，谁也没想到他会跑。当时我们就呆了，第一反应是向媒体反映，并打110求助警察。”

当地媒体随即对此事进行了报道，但无法帮工人解决实际问题；警察到现场主要是维护秩序，避免恶性事件发生，也难以解决欠薪问题。“他们说这是民事纠纷，警察很难介入。”怀俊说，随着消息的传开，围观的人越聚越多，公司的一些供应商也闻讯而至，开始将公司的原材料、半成品以及部分机器设备搬走。

当工人知道公司还欠着供应商的巨额货款时，现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。焦急的情绪在工人中蔓延，为了拿到被拖欠的工资，工人们纷纷到信访、公安、劳动等部门反映情况，怀俊和10多位工友骑着电动车到市政府门口去“施压”。“出了事肯定找政府。”怀俊“不好意思”地说，因为她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

11日下午，部分工人来到扬州市法律援助中心，希望能通过司法程序为他们讨回工资。“刚开始不太相信法律援助中心能帮我们解决问题，因为我们并不付钱给律师，律师凭什么做雷锋？”怀俊说。法律援助中心当晚就帮工人们梳理材料，整理信息，让工人们开始慢慢冷静下来。

参与这次法律援助的律师张文德介绍说，他们接手此案时，厂区内能变现的东西已经被债权人搬得差不多，企业共拖欠42名工人15万元工资。工人办理申请法律援助的手续后，市法律援助中心15日就向区劳动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，同时向区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。但公司被查封的资产不足6万元，还有很大的资金缺口。“后来我们发现公司在宁波还有债权，目前法院已前往宁波进行债权保全，解决拖欠工人的工资肯定没问题了。”

针对社会困难群体“不知道如何维权”和“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包括哪些内容”等问题，扬州市从1998年开始尝试开展法律援助工作。启动之年，扬州市的法律援助案件只有三五件，但2010年就超过了4500件。

“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，加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，导致援助案件大幅上升。”扬州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管理处处长徐立桐说，许多企业主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，工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，是导致侵权案件大幅上升最根本的原因；而维权意识的觉醒和提升，则是法律援助案件增多的间接原因。

从2007年开始，扬州市在市区内的部分公交车车身上，印上了法律援助中心的广告“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法律援助热线12348”。目前，带有这一广告内容的公交车从1条线路扩展到9条线路。“报纸上有文字，电台有声音，市司法行政网站也有相关宣传。”徐立桐说。

“法律援助中心是帮助群众做实事的地方，老百姓的要求很现实，需要解决问题，而不仅仅是找个代理人。”扬州市司法局副局长胡登华认为，法律援助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——面对突发的维权社会事件，仅有公安部门介入，效果不一定好，如果辅助以法律援助的形式介入，就可能缓和双方的矛盾，促进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

“目前，从工资、社保、加班工资、公休假到公积金，法律有规定的，工人都会提出诉求，客观上与企业现状和行业特点都有落差，这对法律援助提出了更高要求。”扬州市司法局局长阚肖虹认为，面对具体案例，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要合理引导工人的诉求，辨别重点维权和全面维权的区别，抓住工人最主要的诉求，让劳资双方按照游戏规则来做，尽量通过调解维权，化解双方对立情绪。

怀俊等40多名扬州国茂鞋业有限公司工人很快拿到了公司拖欠他们的工资，她开心地笑着说：“有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，真好。”如今，很多在扬州打工的农民工眼里，扬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不仅仅是矛盾化解中心、普法宣传中心，还是困难群体的心理疏导中心。（半月谈记者　朱旭东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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